厲以寧:企業改革與企業文化建設
 
 

企業改革與企業文化建設

厲以寧)

    
    很難設想一個對自己的資產、盈虧和命運不關心的企業會重視企業文化建設,正如很難設想在一個不重視人的素質、人的培養的企業中會存在企業文化一樣。決不是任何企業都能形成優秀的企業文化,也決不是企業文化在任何環境中都可以產生。優秀企業文化的形成有經濟上、文化上的特定條件,F在,讓我們首先對這些條件進行論述。
    從經濟上看,由于企業文化是企業的一種文化觀念和價值準則,是企業全體職工的一種信念和凝聚力的體現,因此只有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中,在企業全體職工的利益同企業本身的利益相適應的條件下,才能形成這種企業文化。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企業而言,如果沒有經歷徹底的企業改革,那么優秀的企業文化是不可能形成的。這就是說,企業體制的改革是企業文化形成的首要經濟條件。當然,這是指企業的內部經濟條件。企業文化的形成還有賴于企業的外部經濟條件,即企業應當處于競爭性的商品市場環境中。假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沒有發展,企業同外界的經濟關系不是通過競爭來實現的,企業的交易活動全都由指令性的計劃所規定,企業只不過是一個加工車間,那么企業也就無法使職工樹立以效益、競爭、風險等觀念為中心的價值準則,職工與企業之間也就缺乏一種患難與共、利益均沾的適應關系存在的基礎,這樣,優秀企業文化的建設也必定是一句空話。
    因此,對于企業文化的形成,從經濟上說最為重要的:一是企業自身的體制改革,即企業從傳統的政企不分的公有制企業轉變為具有獨立商品生產者地位的新型公有制企業,從內部解決企業與職工的適應問題;二是企業環境的改革,即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應當是競爭性的、交易活動公開化和契約化的環境,市場既給企業以機會,又給企業以壓力,從而企業得以在這樣的環境中重新調整自己與全體職工之間的利益關系,建立彼此適應的關系。這兩個條件都表明,社會主義的企業文化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以及建立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新型公有制的結果。
    再從文化上看,由于企業文化是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文化不可能脫離新文化而孤立地存在,因此要理解社會主義企業文化的產生條件,必須把新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整個文化背景來考察。社會主義新文化以科學與民主為特色。對人的重視、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新文化區別于舊文化的重要特征。就現代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來說,如果忽視了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忽視了人的主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創造精神,那么企業文化也就無從談起。然而,企業只是社會的一個微觀經濟單位,企業與職工的關系、企業中的人際關系是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個縮影。企業中的人與人的交往是不可能脫離社會這個大的環境而實現的。假定整個社會被舊文化所支配,假定作為舊文化核心的非科學、非民主的思想統治著整個社會,人依然得不到尊重和得不到關心,那么一個企業自身也就難以形成正常的人際關系,企業與職工之間的適應也就缺乏基礎,這也就談不上優秀企業文化的建立與發展。由此可見,建設以科學民主為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又可以被看成是企業文化形成的文化條件。
    那么,作為企業文化的文化背景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又是怎樣形成的呢?企業文化同新文化之間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呢?在談到新文化的形成時,我們又不得不聯系到“五四”運動以來在我國所經歷的新文化與封建的、半殖民地的舊文化的長期沖突。這一長期沖突表明新文化的建設是艱難的。新文化面臨著強大的舊文化力量,從而不得不在十分復雜的環境中生長著,并通過一代又一代新文化的宣傳者來擴大自己的影響。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給舊文化以摧毀性的打擊,但是舊文化并未因此而徹底銷聲匿跡,況且新生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尚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和完善,所以可以說,新舊文化的沖突至今仍在延續。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很難認為客觀上已經形成足以導致社會主義企業文化成長的新文化環境。企業文化之所以至今仍被人們所誤解,企業講究效益,敢于競爭,敢于冒風險,以及用利益適應的原則來處理企業內部關系等等做法之所以至今仍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不能說同社會缺乏新文化環境的狀況沒有聯系。這正是優秀企業文化遲遲未能形成的又一個原因。
    與經濟體制改革情況有所不同的是,在文化領域內要進行變革并且使新文化占據支配地位,相比之下要困難得多。當然,這并不是說經濟體制改革不會遇到阻力,不會發生波折。就以新型公有制的建立來說,由于存在著各種不同的阻力和困難,這方面的進展遠不是那么容易的。何況新型公有制的建立,包括企業與政府之間關系的改變,企業與職工之間關系的改變,特別是職工不再以名義的所有者身份出現,而是以實際的、具體的所有者身份出現,也需要涉及傳統價值觀念被拋棄和現代價值觀念的樹立等問題。但不管怎么樣,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只要朝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新型公有制的建立等方向前進,經濟效益的提高和人民收入的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就具有最大的說服力,以證明經濟體制改革是有成效的。
    這時,無論什么人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新型公有制進行非難,都會在得到經濟改革實惠的廣大群眾面前被冷落,包括企業文化在內的新文化的建設卻不可能有這樣的反響。這涉及到包括企業文化在內的新文化建設意味著人們一套舊的價值觀念的轉變。舊文化在這些方面的統治是牢固的,阻力不僅來自社會,而且來自人們自己。企業文化的成果固然可以直接反映于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上,但人們往往不把這種效益的提高歸結為文化建設的成就,而僅僅把它們看成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相反地,新的就業觀念、新的勞動報酬原則、新的福利標準、新的人際關系、新的消費態度和投資心理等等,很可能引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舊文化深刻影響的人們的不安,因為這一切都與傳統的看法不一致了。企業內部存在著這種不協調情況,企業外部也存在這種不協調情況,這一切清楚地說明了在文化方面所遇到的阻力要比在經濟方面所遇到的阻力更大,清除這些阻力的文化建設工作也就必定更加艱巨。
    深化企業改革,雖然包括承包制的完善,但決不僅以完善承包制為限。試行股份制和在股份制基礎上發展企業集團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新型公有制得以建立,企業文化建設才具有堅實的基礎。關于這一點,下面在談到企業家成長條件時還會再提到,F在,讓我們接著考察,包括社會主義企業文化在內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究竟在什么時候才能真正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究竟在什么時候才能取得對舊文化的決定性勝利?通過以上的論述,實際上我們已經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這就是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得到充分發展,新型公有制不僅已經建立和發展,而且已經日益發揮其巨大的優越性,從而新文化有了自己強大經濟基礎的時候,也就是在新文化能夠憑借自己的經濟基礎在社會各個不同方面來清除舊文化的影響的時候,上述問題才能解決。在這里,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究竟誰是新文化的主體?
    從“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思想的宣傳主要依靠知識分子。今天,知識分子仍然起著這種作用,但必須指出,假定社會上只有知識分子關心新文化活動,參加新文化活動,宣傳新文化,那么新文化的影響仍然有限。甚至可以認為,舊文化仍然在支配著除知識分子(或一部分知識分子)以外的其余的人。從“五四”運動以來,企業界并不是新文化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企業職工也很少關心新文化的建設,至于廣大農業生產者,他們同新文化之間的關系更少了。從經濟方面來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正如前面一再提到的,新文化的蓬勃發展將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新型公有制建立,從而在使新文化具有自己強大經濟基礎之后,企業家、企業職工和農村中的新型公有制的所有者,作為親自參加社會主義 商品生產和交換活動的承擔者,他們必然會越來越關注新文化,積極參加新文化的建設。

    他們在生產和生活中將認識到科學與民主的價值。他們根據親身的感受,將了解“人的現代化”的意義。新文化以人為中心,這與強調平等競爭精神,強調效益,強調創新,強調人際之間適應關系的企業文化是一致的。企業家、企業職工都主張平等競爭,都重視效益,都致力于創新,并且都把建設適應關系作為開展交易活動和發展生產的重要條件,因此他們本質上是新文化的支持者、實行者。他們身上仍保留的程度不等的舊文化影響,將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被他們自己所清除。這樣,他們就會以新文化的主體身份出現于中國的舞臺上。不但中國經濟的面貌,而且中國文化的面貌,也將因此發生巨大的變化。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一直為這樣一個問題困惑,這就是,假定除知識分子以外的廣大工人農民對新文化不關心,不重視,對舊文化卻難舍難分,甚至還留戀不已,那么新文化始終只能在狹小的圈子里傳播,新文化何年何月才能取代舊文化而居于主流呢?現在,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終于找到了解答。知識分子今后當然仍舊是新文化的支持者、倡導者,但同知識分子站在一起為新文化而奮斗的,還有企業家和企業職工,還有那些注重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從事專業化生產的農場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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